东坡突围

       有过两段时间系统的写过文章，第一段是，高三的时候。每周一篇。蛮长的。真正摆脱了为文而文。确实写下了不少值得珍惜的往事和情绪。其实鄙人，文采一般。不谙辞藻。那个时期的文章多以平实叙事，悠长中味出一丝浓情。兄弟说，我的文章以长取胜。

       第二段系统写文章，则是到大学高年级的时候，那时是一个全校性报刊的版面编辑。每个月都会蘑菇篇恣情的文字，也改善改善伙食。大学一二年级时，对余秋雨的散文颇为着迷。五本散文，一本不拉。也是从那个时候，养成了 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读余秋雨的书，非常注意勾勒、摘记一些辞藻，以充实自身。所以，那段时期的文章，多半矫揉造作，空洞无物，浮华辞藻和凭空臆造的词汇倒是充斥其间。

       而今想来，自身反而更喜欢那高中时的习作，朴实、言之有物。写文章确实是个伤神的活儿。大学毕业为文就更加零星，没了规律。

       人啊，总是在赶路。我的求学路于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杨昌济教导毛泽东的是：”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死“。个人修身砥砺讲究一个平衡。回顾自己，似乎赶路太过、整理不足。虽有瑕思万翩，却都轻浮而过，不成系统。每有所得，不成著记备忘，久远忘却了，只沉淀成一己之固执。别人不懂，自己也懒得争辩于分说。

       人，确实是个迷团。大学以前的我，绝然算不上热爱读书（课本外的），父亲再三敦促的世界名著、处事书籍，硬是置若罔闻，不理不睬。谁有能想到，六年后转变成的这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我呢？古语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然。不过这气是什么气就众说纷纭了。有人说是酸腐之气、有人说是执拗之气、有人说是清高之气……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脱离褒贬，至少可以肯定这气是思想之气！六年书海生涯，前面5年，耗去最忘我之热情，徜徉在计算机的庙堂。别于常人，这是为我打通走向社科人文的桥梁。工作的这两年，规则引擎、工作流的接触，设计模式、编译原理、函数式编程、博弈论的独自理解。GEB、哥德尔的深入学习。将我越来越引导到计算机纯数学理论、逻辑和数学基础的境地。几至于科学方法论的哲学探讨上。也是工作的这两年。对经济学的热爱一发不可收。从曼昆的标准教材开始，不断开疆拓土，不断否定自我。在这个最敏感的社会学科，深感迷雾重重，人人言语掷地有声，人人固步自封，人人吹嘘追捧。几至于深能理解笛卡儿”我思故我是“那除此怀疑一切的苦衷。按照租值的定义，不因价格高低而改变供给，那么我想生命的延续这一供给其所得亦应当从租值来看。是呀，这个时候能多收就多收。那么收的是什么呢？不同的人恐怕有不同的答案。我给自己的回答则是：独立的思考。

       不像数学，经济学不大可能是先验的，应当是经验的。这一点，弗里德曼、张五常、薛兆丰等人都说的明白。然则或许他们忘了洛克说过，实然不能证明应然。再及至如米塞斯、哈耶克这样地极端自由主义。或许他们恰恰犯了交易费用学派自己的大忌讳——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关键局限。有例可佐的经典，莫过蒙代尔与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对决。倡导自由之人，可知当今世界依然是林立森严之民族国家。国与国的对抗是何其真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其他领域的扩张，就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每言必中。但对涉及石油、货币等国之重器则屡屡失灵。如此帝国，不过隔靴搔痒。现实世界不只是经济！薛兆丰在其散文中，竟然称只有人与人、公司与公司的对抗，不存在国家间的对抗。可见其受奥地利之影响，几近于教条。试问，公司、国家都是人类组织的一种，作为一种集体决策，为何二者有不同的待遇呢？政治从来与经济不可能撇清干系。经济发仞于政治。如此类推的话，所谓纯粹经济不沾伦理的说法也值得怀疑和重新审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改造不是瞎改造。人类制造汽车——这样的改造是要？还是不要？新制度学派说的好，一切制度是根本。但身体力行上，更多的都语焉不详。

       接触阴谋论的书，不少，草根的、庙堂地。但抽象下，它们无不从政治看经济。然则，功底和风格，自以为他们没得弗里德曼、张五常等人深厚。只可惜大家身处不同井，各喝自家水，各唱自家天。这类人的经济。政治、伦理……和着整个一浆糊，没有前类人纯粹经济学的云淡风轻。更多是群情激昂、声嘶力竭。多少主观色彩，实难以厘清。虽不乏有引经据典，修学严谨之人——如王小强。然从字里行间，亦难看出其对对手（如弗里德曼）有多了解。改造世界不能徒凭干劲。没有经验规律作保，汽车跑不动、飞机上不了天……　追求公平是好。但从地狱到天堂的制度差别和地狱天堂的共性规律是不得不深深求索的！

       好比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说对了部分。你只有博采众长，戒除最后一丝的浮躁，才能拼凑出最终的图景。

       是文以始，每周促辖自己，每有所得，为文备忘。